常有身边的朋友自诩为“愤青”，我不甚赞同，但也不加以反驳。或许，是我不太喜欢“愤青”一词。因为我一贯认为，凡是冠以“愤青”者，大概是满腔热血、对当今社会愤愤不平之青年，虽有打抱不平之心（或者说的响亮些，叫社会良知），但似乎过于偏执/激进，有点物极必反的味道，终归觉得有悖于社会发展。总之，我是不会自称为“愤青”的。至少，当时我是这样的以为。
记得从孩童时起，老师就天天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，少说话多做事，要做祖国的好儿女。那时，我就知道我是“祖国的花朵”，只能做一位爱国的好孩子，而且也身体力行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被成功的培养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。要不然，我怎么常常言语间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对我泱泱中华的赞美之情，以“爱国人士”自居？并也常自诩为“强烈的民族主义者”，更有在开玩笑的时候，也常拿自己与老毛、老蒋等一类的伟人名人相提并论。应该还有很多朋友还记得，我曾经跟他们说过，如果台海开战，我第一个报名参军，哪怕为国捐躯也在所不辞。虽然有点言过其实，而且当时说话的口气也很轻松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没人相信我说话是发自肺腑，甚至彻底的怀疑我的真心真意；但是，我清楚知道，我的心是彻底的维护祖国统一的。只不过，我喜欢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话罢了。总之，我是听话的爱国者，我是不会成为愤青的。
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容量，能够容忍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，比如经济、金融、教育、民生等。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国家一天天的强大，我们却一天天的渺小了。我似乎也慢慢的感觉自己的忍耐是有限的，自己的心未必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宽容大量。倒也时常，觉得胸口闷得很，喉咙里总藏着点什么东西，有点像《儒林外史》里描写的范进喉咙里的那口痰，吐也吐不出来，只是一个劲咕噜咕噜的响，甚是难受。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我似乎经常会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：“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死亡！”。偶尔，也会在夜里做着恶梦，似乎常有妖灵用它带刺的双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有时想喊“救命”，却常常喊不出声音来。所以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经常叽里咕噜的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慢慢的，我开始变得有些喋喋不休起来。
直至有一日，一个朋友在看了我写的《有中国特色的“钉子户”》之后对我说：“老杨，你愤青了？”我不禁惊愕，扪心自问：“我真的愤青了吗？真的成了愤青了吗？”诚然，我依然不愿承认，也不敢相信。当了二十多年祖国和人民的好孩子，平时斯斯文文的，心平气和的我，开口闭口都是“歌颂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此走向繁荣富强”的歌词，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了愤青呢？或许，万物都是在毫无声息的发展着，等到你意识到的那一天，事物已经形成了。此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我在默默中，也被社会默默的塑造着。之前，我只知道我之所以要成为听话的爱国的孩子，是因为党和国家的要求，并不曾想到，我今日却阴差阳错的被社会培养成“愤青”了。而且，我一直都在努力的抗拒成为“愤青”。然而世事难料，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懂得进行着。我不得不佩服社会的塑造能力了。
然而，我心依然不甘。我就这么成为“愤青”了吗？我不停的追问我自己。于是，我不禁的对自己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慢慢的回顾。
远去的种种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反正我是一个在不满与憎恶面起容易健忘的人，我总觉得没有记住消极一面的必要。只是有些事情哪怕用一辈子来遗忘，却也无法从记忆中抹掉，比如在两年前的一件事。就在我生活了多年的所谓的国际型大都市，当时某一负责宣传工作的副市长，被曝光了其女儿，一个跟我年龄相仿，刚二十出头的小毛孩，但人家是响当当的海归，竟然是几个公司的老总，拥有几百万的家产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公司竟是广告公司。广告与宣传，本为一家，其背后可想而知。据媒体称，这几家公司是外包公司，接下广告合同后外包给其他正式广告公司，而从中抽取转让费。至于媒体的话，是否有炒作之嫌，我等不得而知。但是，几百万的家产该是千真万确吧？否则，人家怎么会说我们这些贫穷人家“仇富”呢？本来，对于这些是是非非，我是置若罔闻的。记得在大学的时候，在一次党会上谈到贪污问题时，我们的老师曾经这样对我们说：“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第一大党，党员数量为六千多万，贪污的不过几十万，比例相当小。所以说，主流还是好的。区区一小撮人，无法阻挡我们国家建设的步伐。”当时听到此番言论，虽然不敢苟同，但是却铭记于心。似乎“区区一小撮人”，我们足以忽略。所以，当时纵然该副市长贪污，我也是充耳不闻的，不加于评论的。因为，我是爱国的，对于有损党和国家名誉或形象的话，我是绝口不提的。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有点想说话的冲动。当全国媒体和我们这些老百姓都沸沸扬扬的时候，而事件中心－－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媒体却平静得异常。只是突然有一天，本地最主要最权威的的报纸却忽然发表了一篇大篇长论的社论，痛斥那些所谓思想落后，“仇富”的网民。该社论称：“网民疯狂的攻击背后反映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糟粕留下来的仇富心理，正所谓‘民不患寡而患不均。’……说穿了是一帮闲人、懒人自己不努力，看不得别人富有风光，反映的是一种卑琐无奈的贱民心态，是对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’伟大国策的反动，……抹黑市场经济，抹黑改革开发的伟大事业。”这篇社论颇有先发制人之势，似乎搬出伟人的言论就能压倒一切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大笑。至于笑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一味的觉得好笑；也忽然觉得自己并没之前那么听话了，很想学一下台湾的李敖大师来点“李敖有话说”什么的。但我终归没有说话，要不然，也就“抹黑市场经济，抹黑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”，不仅不爱国，反而成了反动派了，说不定还有牢狱之灾。只是我依然傻乎乎的认为，咱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仇富，只要你的钱来得敢见光，你富得有根有据，我想，咱中国老百姓倒不至于如此的集体仇富吧。更何况，咱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以来都是善良的。君不见有谁去仇视比尔?盖茨、李嘉诚、陈天桥、丁磊、王石等，偏偏就是仇视你！恐怕是某些所谓的富人，打着伟人的幌子，藏在伟人的阴影下做着见不得光的事吧？然而，我只是如此的想着罢了，我并没有说出口，虽然当时很是蠢蠢欲动。我想，我还是听话的，我还不至于成为“愤青”。而且，我不希望自己成为“愤青”。至少，我当时是这样的认为。
然而，当我们全球华人都为之自豪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说“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”时，我开始觉得莫名的悲哀。上下嘴唇似乎振动得厉害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我只是一个劲儿的在心底拷问杨老先生，在你携着自己的幼妻周游世界的时候，是否听到大学们在学校都是怎么说？是否留意过“大学都是培养懒虫的好地方”这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出自于大学生之口。当我们的教育部长大人周济说“中国高等教育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”时，我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澎湃，捂住胸口，安慰地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中国教育的扩招确实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。”但我似乎感觉到我的心却从此不得平静，直到听到学界泰斗钱老说：“中国大学教育有问题。”我心的起伏才稍稍平稳一些。但我还是不停的嗟叹着。然而，仅仅是嗟叹而已，我并没有真正成为“愤青”。我想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此等种种，听了看了，人不免慢慢的麻木起来，正如一个朋友所说的：“听了看了，感觉很正常－－这不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普遍现象吗？听了看了，愤怒不起－－因为愤怒之心早已压平。现代中国特色之一：官逼民，民怎么也不会反，民只会用他高尚的情操回应---逆来顺受。”。我不由得又想起“钉子户”。此君的话似乎很有道理，难怪近日我身边的“愤青”们却大幅消减。然而，回头看看的我的所言所语，此时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已经愤青了。等到集体失声，道德沦落的时候，我想，我有当一回愤青的必要。
等到我这样认为的时候，原来，我已又当了一回“愤青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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